赵慨
字叔明，晋代人，曾在晋王朝做过官。据《浮梁县志》记载，说他“道通神秘，法济生灵，……镇民多陶，悉资神佑。”景德镇陶瓷行业，一向奉他为师祖。明代洪熙年间，曾在“御器厂”建“师主庙”，后又称“佑陶灵祠”，以赵慨为“师主”、“佑陶之神”。据推断，赵慨与制瓷业的有密切的关系，对瓷器的烧造或瓷业的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起初置祠庙是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后来就逐渐神化了。
陶玉
唐初景德镇锺秀里人，精于制瓷。清朝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一书中说：“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锺秀里人陶氏所烧造。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书中对烧造瓷器的“陶氏”，是否即“载瓷入关中”的陶玉，没有交待清楚；但从下文“霍器”为霍仲初所作来判断，“陶氏”即陶玉。
霍仲初
景德镇东山里人霍仲初，也是初唐制瓷名手，与陶玉齐名。“陶窑”与“霍窑”，是文献中记载的唐初景德镇两座名窑。霍促初所烧造的瓷器，当时人称“霍器”，甚美，“色亦素，土土善腻，质薄，佳者莹镇如玉。”唐武德四年，他曾奉诏“制器进御”，可见其瓷质之优。
“陶窑”与“霍窑”，虽见于文献，但目前还查无实据。在对景德镇古窑址的多次发掘中，既未见唐代窑址，亦未见唐代典型器物。不过，也不能轻易否定，因为《景德镇陶录》是一本严肃的关于古瓷的著述，且历来为陶瓷学者所引用。对于历史上是否有陶、霍二窑及陶玉、霍仲初其人，现在还只能存疑，有待日后证实。
刘永之
宋代景德镇的瓷雕艺术人，善塑佛像，江西高安出土的宋代瓷观音底座有“刘永之造”字样。这尊观音，雕刻精细，堪称宋代瓷雕精品。
周丹泉
字时道，苏州人氏。明朝隆庆、万历年间在景德镇烧瓷，为当时制瓷名手。他特别善于仿古瓷，他仿造的定鼎、文王鼎和兽面戟耳彝，尤为逼真。往往一品造出，四方竟购，以至不惜千金争市。“又能烧陶印，文式，辟邪，龟象，连环，瓦纽，皆用火范，而成色如白定，其文亦古。”（《景德镇陶录》）
崔国懋
明代景德镇的民营瓷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制瓷名家。隆庆，万历年间的崔国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名声在周丹泉之上。他所仿宣德、成化窑的瓷器，号称“崔公窑”，名噪当时，四方争购。“所作瓷盏或较宣成两窑为大，而精好则一；余青花彩色悉同，为民窑之冠。”（蓝浦：《景德镇陶录》）
吴昊十九
姓吴，行昊十九，自号壶隐道人，浮梁景德镇人氏，约生于明嘉庆前期，卒于万历后期。能诗善书；书法近元代赵孟兆页体。毕生从事陶瓷工艺，所作色料精美，诸器皆佳，人称“壶公窑”，是一代制瓷名家。善仿宣德，永乐名瓷，精美足以乱真。所造壶类非常雅致，壶底署“壶隐道士”款。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发明了薄胎瓷，其中流霞盏和印幕杯尤为著名。盏色明如朱砂，杯则洁白晶莹，均薄如鸡蛋之幕，一件只重半铢。一时瓷名大振，四方争求。尽管能获大利，他却悉心研究工艺，并不好利，仍是房舍破旧，起居俭朴，过着清贫的生活。吴昊十九虽然“隐陶轮间，与众作息”，但与当时名流如万历进士、太仆少卿李日华，万历进士、御史樊玉衡等，颇有唱和。
李日华在所撰《紫桃轩杂缀》中，对他及他的陶艺评价很高，并曾寄诗说：“为觅丹砂到市廛，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樊玉衡亦有赠诗云：“宣窑薄甚永宣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小诗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
由于古籍记载的疏略，在很长时间里，对吴昊十九的名字众说纷纭，或称昊十九，或称吴十九，或简吴为，莫衷一是。1973年，江西都昌出土明代吴昊十莫志之后，才基本弄清。这块墓志写道：“吴公讳振邦，行昊十，号近泉，……云云，据此判断，吴昊十九为吴昊的兄弟辈，吴为姓氏，昊十九系排列。
陈仲美
明末江西婺源人，曾在景德镇烧造瓷器，尤其善于仿古窑器，精制各种古玩，有鬼斧神工之妙，当时与周丹泉齐名。因为景德镇操此业者甚多，“不足成其名，便去阳羡。到阳羡后，仍然“好配壶土，心思惮竭，可列神器”。（《阳羡茗壶录》）他把瓷雕艺术和制壶巧妙结合，善于重镂叠刻。则时，还制各种紫砂小件器物。《景德镇陶录》则说他将所造瓷器“携售远方，镇人罕获。”因为他“来去无定，仿造亦不多”，所以后来名声不如周丹泉。
臧应选
系清康熙十九到二十七年驻景德镇御器厂的督陶官。这个时期官窑的出品，统秒“臧窑”。臧窑诸色俱备，其中以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佳，而鲜红色最为著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清代的督陶官一方面贪人民之功为已功，将瓷工创制的佳器冠以自已的姓氏，使一些真正的名菝，反而无闻于世；另一方面清廷鉴于明代以宦官督陶经常酿成事端之弊，对督陶官员的选派是比较慎重的。因此，这时的督陶官员，无论是有遥领还是驻镇，大都能够注意窑业的发展，其中有的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甚至自己也成了研究瓷的名家。从这个期间产品看，臧应选也算是有成绩的。
郎廷极
字紫蘅，是清康熙年间的江西巡抚，并在康熙四十三年到五十年的七年中，兼负景德镇督陶这责。郎廷极酷爱古器，对陶瓷史很有研究。清康熙时人刘廷玑说郎窑乃“紫垣中丞公开府江西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又说郎窑烧造的描金五爪双龙酒杯、脱胎瓷碗等，“城可谓巧夺天工矣。”（刘廷玑《在园杂志》）与郎廷极同时代的许谨斋在《戏呈紫蘅中丞》诗中写道：“郎窑本以中丞名，中丞嗜古遗意，政治余闻呈艺事。地水火风凝四大，敏手居然称国器，……”这里当然难免有溢美之词，但郎廷极“嗜古”、“呈艺事”即热心于陶器的研究，应是实有其事。郎窑的成就，突出的是郎窑红（即宝石红）和素三彩的创烧，当然不能完全记在郎廷极的功劳薄上，但也应该肯定，他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年希尧
原任清淮安板闸关督理。雍正四年，清政府又派他兼管景德镇御器厂窑务。此后的十年间官窑所产瓷器，一般称为年窑。年窑“选料奉造，极其清雅，……琢器多卵色；圆类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锥暗花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实基于此”（《景德镇陶录》）。这段时间釉色的发明也很多，以胭脂水釉最著名。其胎骨极薄而里釉甚白，被外釉一映照，便呈粉红色。此外，“年希尧为九江监督时，烧窑多仿尊雷古式，其色青，名“雨过天晴”（徐康：《前尘梦影录》）。
唐英
字俊公，关东沈阳人，生于清康熙廿一年（公元1682年）卒于乾隆廿一年（公元1756年）。他从十六岁开始，就在清宫养心殿供职，过了廿多年的宫廷待从生活。四十二岁那年（雍正元年），被授于内府员外郎之职；雍正六年八月，他带着这个头衔奉命到景德镇佐理陶务，担任驻御器厂协理官。他“历监粤海关，淮安关；乾隆初，调九江复监督窑务”（《清史稿：唐英传》）。应该说唐英督陶之始，实际上就是“唐窑”的诞生；但由于这时名义上还是年希尧兼管窑务，所以整个雍正年间的御窑仍然“年窑”。一般习惯上所称的“唐窑”，则是指乾隆初年至廿一年这个期间的御窑瓷器。
在景德镇历代的督陶官中，唐英的成绩最大的。他对窑务不是一般性的过问和涉猎，而是深入实际，悉心研究，“讲究陶法”，“躬自指挥”（《唐英传》），终于使自己成了制瓷名家。他在《陶人心语》一书中，生动地叙述了自已如何由外行变为内行的经过，他说自己“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经过前后廿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景德镇陶录》对他评价的那样：“……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有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法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乌金，黑地白花，黑地描金，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则白壤，而坯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
《古铜瓷器考》关于“唐窑”记载说：“其规范，则定、汝、官、哥、宣、成、嘉靖、佛郎之好样，萃于一窑；其彩色，则霁红、矾红、霁青、粉青、冬青、紫绿、金银、漆黑、杂彩，随宜而施；其器，则规之，万之，廉之，挫之；或崇或卑，或侈或弇；或素或彩，或堆可锥；又有瓜瓠，花果象生之作；……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他不但是个实干家，而且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写了许多有关陶瓷的专著。他在《陶成纪事碑》中，把宋、元、明、清的各种著名的釉彩，作了全面总结。又在《陶治图说》中，“各附详说，备载工作次第”。这两部陶瓷工艺专著，到现在仍有重要的科学的和史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