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民族民间
张守智
我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1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的第二年入学的52班，那时的学制是3年，54届毕业，是中央美院建制后陶瓷专业第一届本科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从陶人。我的设计专业方向是日用陶瓷。我的设计生活，是同共和国的陶瓷恢复发展一起走来的，我的设计与教学经历，伴随着我国日用陶瓷生产方式从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发展的历史，是身处其中的见证者。我所学艺术设计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徐悲鸿院长在美院成立时提出了建院方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美术”。我的预科美术基础(素描、水彩)造型能力的训练、文艺理论学习，授教于左辉、邓树(班主任)、肖淑芳、王逊教授，素描课还有幸赶上了徐悲鸿院长亲临串堂辅导。那时是美院的“火红年代”，美术教学按照座谈会讲话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精神，强调艺术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学生课内课外的艺术实践活动非常丰富。利用学习假期，我们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体验生活，画速写收集素材。暑假我们去新华印刷厂下车间，参加劳动印“毛选”，办工人美术班出板报。寒假去京郊农村“人民公社”慰问农民，做春节文艺演出。我是美院教师学生业余文工团的副团长，组织同学为“荷花舞”、“采茶扑蝶舞”、“大马戏团”等节目做服装、道具，为演出搭台拉幕，偶尔节目空场接不上角儿，也来段陕北民歌“大红公鸡”， 或和同台搭档杨姿艳(女)同学一起唱段新编自画的“拉洋片儿”，补个空儿。我在学生会中苏友好部任部长，周末组织师生去苏联使馆对外文化俱乐部听音乐会。考入北京大学生男声合唱团(第二男低音部)，音乐指挥李德伦老师每周日教我们练唱。1951年国庆节前，教务处派我随大三班同学蹇人斌(丁武)去国庆指挥部参与全国学联队形设计，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为美院雕塑系毛主席石膏立像与慕贞女中红五星方队的队形排练做领队。在课内外的活动中，同学们团结互助，关心集体，热爱生活。
预科学习结束分专业，全年级同学填表一句话：“服从祖国需要。”同学们就是那样单纯，国家培养我，人是国家的。一百五十多同学坐在礼堂听教务处念名单，念到最后“陶瓷科(专业)学生四名—施于人、齐国瑞，正、副班长，和金宝陞、张守智两同学，专业分配完毕”，会场哄堂大笑，“两个学生、两班长”。笑归笑，可我们的陶瓷科师资阵容最强大，六位老师教授和四位陶瓷师傅，教我们四个学子，有谁能比我们幸福，能不好好学习吗！
中央美院为开办建制后恢复的陶瓷专业，充实教学课程，提高教学水平，重组师资阵容，江丰院长从中央轻工业部请来了任职陶瓷总工程师的祝大年教授任陶瓷科主任。先生早年在杭州艺专学绘画，在北平艺专学雕塑，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美专学习陶瓷专业。祝先生是一位艺术与科学融于一身的全才陶瓷专家，教授陶瓷工艺学，也是专业创作设计主课的导师。郑可教授留学法国学习金属工艺专业，教授装饰雕塑，梅健鹰教授留学美国，教授陶器(陶艺)，也是我的毕业设计导师。高庄教授(参加国徽设计和国徽浮雕造型的定型人)从清华大学营造系调来，是我专业学习造型的启蒙老师，令我终身受益。资深传统瓷器彩绘专家郑乃衡先生，教授古、粉彩陶瓷装饰基础。学院陶瓷试验室的四位教辅师父，瓷器付凌、陶器徐汉臣、瓷器花纸工艺舒玉贵和建筑装饰琉璃瓦武文治师傅，每人在本行从原料、成型、装饰，直到烧成工艺，都是全能一手活，为我们学习陶瓷专业，提供了优越与极为难得的条件。
我们所在的实用美术系，经高校院系调整，于52年将华东分院与中央美院的两个实用美术系合并，在中央美院定名“工艺美术系”，聚集了一大批资深的艺术教育家。美院以系主任张仃和张光宇教授领衔主导工艺美术教育，加上在分院主导华东地区工艺美术教育事业、留学法国归来的厐熏琹、雷圭元教授等，在系内教学建设上组成教学与科研两套班子，他们的艺术思想志同道合，旗帜鲜明，在教学上树立宏扬民族文化、向中国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学习的方向，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教改淘汰了僵化的因袭法、日洋教条的“图案法则”，重视中国画工笔和重彩基础训练，对传统艺术深入挖掘，在教学中输入民族民间艺术的活力。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我们的学习和系的教材建设，采取“直观教学法”，利用北京文物集中且丰富的优势条件，由张仃、张光宇等先生给全系同学上大课，把我们的教学课堂直接带到故宫、五塔寺、法海寺、大慧寺等地，测绘临摹传统造型与装饰艺术。我们从彩陶、青铜器、漆器、汉代石刻、敦煌壁画、宋瓷、明式家具里，民间艺术从民陶、剪纸、年画、民间玩具到北京胡同的砖雕，进行收集、测绘、临摹、分析整理，从而学到知识，深受其益。一次在宋瓷课题讲座中，我结合磁州窑铁绣花风格的设计习作—白地黑花“小洗”得到张仃、张光宇老师课堂上表扬。1953年张仃主持策划文化部在太庙（现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首届全国民间美术展览”，寒假张先生指派我随李绵璐同学参加布展，并接待组织艺人代表来京观摹、交流参观。宜兴艺人朱可心带来的送展传统紫砂《汉扁壶》造型经典，造型主副体一条线，一气呵成，通过测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带给了我30年后的仿生蜗牛“曲壶”的创意。1956年春，经美院张仃先生推荐，我跟随学兄梁任生先生为文化部对外文委文化交流和工艺美院教学建设，做六省(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民间陶瓷产区调研与民间陶瓷产品征集工作，为时四个月(征集了河北彭城、义井，河南开封、神垕，陕西西安、陈炉，四川桂花厂、康巴、荣昌、万县，湖南铜官，湖北麻城、马口、岚头矶等窑口的现代民间陶瓷器资料)，为学院教学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民间艺术教材。从那时起，我跟在粱任生学兄后面下民窑，跑东欧(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民主德国)等国来华民间艺术展，他背相机我扛三角架，他拍照指挥我摆台，就这样我也对民间艺术入了迷。我搞陶瓷大半辈子从不收藏古瓷，怕迷进去占我的创作设计时间，可几十年教学中，跑陶瓷产区见民间陶瓷我不放过。向民间陶瓷学习，对我探索现代生活瓷设计规律、专业上有非常大的帮助。张仃先生说：“民间艺术是根”。学习民间艺术的“真善美”，也不仅体现在民陶的物质层面。民间做陶人从陶一辈子不留名、不留姓，把美好带给人间，把奉献留给自己的胸怀，这种精神也时刻勉励着我从陶设计人生的言与行。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后，教学建设继续宏扬传统文化向民族民间学习的精神,为陶瓷系专业史和造型、装饰基础课建设充实教学内容。我于1959年兼职系秘书和专业教研组长时，为专业基础课教学建设，大胆提出教改方案—将陶瓷美术系建制后全系进入专业的本科55级、56级、57级三个班的陶瓷史和专业基础课(陶瓷造型、陶瓷装饰)的课堂搬进故宫。经系学委会和梅健鹰系主任批准，在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陶瓷部主任陈万里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在故宫西路(西宫)特批给我系一套宫院作为课室，邀请故宫陶瓷组专家陈万里、孙瀛洲、冯先铭先生讲授“中国陶瓷史”，学院陶瓷系梅健鹰、郑乃衡、梁任生先生和我讲授“历代陶瓷造型与装饰风格”。对故宫博物院陶瓷馆和库房典藏的代表性作品，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开始，直到明清的瓷器，进行了系统的测绘、分析、临摹，为期一年。测绘图纸资料一式二份，分别留存于故宫陶瓷组和学院陶瓷系(文革散失)。孙瀛洲先生和我坐班辅导教学及保护文物安全，我任课班主任，组织教学进程，兼宋瓷名窑造型与装饰作品临摹辅导。这一难得的机遇，为同学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为系教材建设、教师开设专业“造型和装饰基础课”建立了根基，积累了教材，教学成果得到了院学术委员会的肯定和张仃院长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