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狸桥镇的东云村，水阳江畔，有一个叫西窑冲的地方，是经年累月冲积而成的山、河之间的扇形洼地，洼地两边坡丘上连绵不断散布着众多古窑场遗迹，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宣州古窑址群的一部分。窑址表面有大量的瓷片堆积，最多的是四系、双系或无系的平底罂、瓶类的残骸。这些瓶高矮、大小不一，制作粗犷，大多身筒修长，束颈、環口，有半施青黄釉、黑褐、酱黄釉等缸胎器（器内荡釉或无釉），也有仅涂抹深色浆水类或素胎炻器；多深赤、褐、棕色缸胎，胎质坚硬。伴出的还有搽钵、长筒型小罐、小碟等器物。
图一 窑址和窑址上采集残器及标本
学界通常把此类器制瓶子称为“韩瓶”，其烧造历史的时间跨度较长，约集中在北宋至清代早期。地域分布广。
宣城市地方史志里，也常提及一种名为“岁（贡）官瓶”的古代酒容器，产地在东门渡窑以东的古慈溪（目前宣州区狸桥镇东云村、卫东村的全部和慈溪村的大部分地区），即现在宣州区狸桥镇慈溪村慈溪西山一带。而慈溪和西窑冲一带却恰好发现了大量这类青釉環口瓶的生产遗迹。
图二 窑址附近出土的代表性器物
西窑冲这类大规模生产的长筒式瓶，其生产年代、目的和背景是什么呢？“韩瓶”是否就是文献中所提的那种“岁官瓶”？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作考究：
1、史志中的线索
宣州窑是安徽皖南的重要窑场，窑址集中位于宣州区水阳镇、狸桥镇，和芜湖县的东门渡。唐五代是极盛时期，宋代中晚期开始衰落，明代继续烧造。最早记录有宣州窑线索的应该是明代《宁国府志》：“今东门渡古称符里镇，相传许旌阳游山南，于窑傍置铁符，断自符以东可陶，今陶皆出铁符之东”。
光绪《宣城县志》也提到“符里镇……宋建中靖国元年，监宣州酒税左殿直、洛阳柴巽创建真符观。镇之东为东门渡，旧为焦村市，有屯师濠堑。”
表明：一、符里镇东门渡以东可陶，也就是可以烧窑；二、符里镇监宣州酒税，且有屯师。史料上的自然地理条件、人为需求量都有了。发现的宣州窑生产“韩瓶”的窑址大部分即分布于东门渡窑以东及以南水阳江畔。
明代嘉靖《宁国府志》（卷之五表镇纪）载“由岭而北曰长山慈溪出焉，今岁陶官酒瓶于此”。光绪《宣城县志》（卷之四山川三）载：由岭（北隅岭）而北曰长山慈溪出焉，岁陶官瓶于此，西为紫峰山稍北为西窑冲旧名莫家巷（48-49页）。这两处史料可以推断慈溪产官酒瓶，慈溪即目前宣州区狸桥镇东云村、卫东村的全部和慈溪村的大部分地区。西窑冲位于慈溪，也是其中窑址密集分布之地。那么由此就可以推断，位于东门渡以东地区地区的慈溪，其大规模的窑址就应该是古籍上的岁官瓶产地。
2、位置和地名的佐证：禁碑
在西窑冲有一个叫禁碑的村庄。禁碑为康熙三十三年立，毁于本世纪70年代。光绪《宣城县志》（卷之四桥梁二十四59页）载“慈溪长山禁挖沙土碑略案碑康熙三十三年，邑令薛君履勘，得慈溪西山系郡城护卫，且附近坟宅甚多。近因无赖搆引芜湖钢坊硃店，挖盗红沙红土，供泥灶矾红之用，致伤龙脉。士民李凤阁等呈吁制抚各宪请禁，委系实在情形，应申请永远斥禁，并给示立石。”
光绪《宣城县志》（卷十六懿行二十八）中记载“李凤阁字公敕，号云峰……其尤著者，慈溪西山一带，北连大河，周围水口盘结，郡北地脉上产沙泥，可供钢坊泥炉、硃店矾红之用。康熙年间，芜邑有射利者串里奸挖掘搬运，致损郡城护卫以及坟冢村基。凤阁于康熙三十三年首呈督宪傅公，请示严禁。督抚府县往返委勘，祥准勒石，计费不下五六百金，凤阁独立任之，至今获保无虞，莫不颂其遗泽。”
由此推断:西窑冲的禁碑村位于史料中的慈溪西山（岁官酒瓶产于此），此地水口盘结水路交通便利，山林茂密，更重要的是产优质沙泥，天时地利，是立窑烧瓷的绝佳场所。清代早期还在禁止盗挖土壤。
通过以上史料里的蛛丝马迹分析，实现了地理位置（慈溪一带韩瓶窑址）和“官瓶”名称的相互的印证。即宣州窑的部分窑址生产的青釉双口瓶（“韩瓶”），就是史料理的“岁（贡）官瓶”，产地就在慈溪。
安徽地区出土“韩瓶”的墓葬资料表明，其生产时代大概从宋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初期。
1965-1983年清理的明中山王徐达家族墓出土“韩瓶”五件[1]（图三1））。1993年4月安徽滁州珠龙乡南小庄发现明代初期中军都督府佥事李茂之夫人墓中也有“韩瓶”出土（图三2）[2]。安徽省明光市张岗墓群2003年发掘的浅穴土坑墓M1、M2出土的A型瓶，即为明清时期（图三3）[3]。安徽省肥东县长临河镇罗胜四遗址宋、清墓葬发掘出瓶27件，其中A型21件（宋墓出土），B型6件（清墓出土）（图三4、5、6）[4]。安徽广德县南塘村清代墓葬也发现陶韩瓶[5]。蚌埠市方沟明清吴氏家族墓发现10件清代早中期瓷瓶[6]。安徽肥东县黄岗墓群发现瓷瓶5件，为北宋时期[7]。凤阳县大申墓地发现宋代釉陶罐[8]。
从墓葬出土情况来看，不同时期，器物形制和品质有不同。推测早期的多为施釉器，胎质比较细密，器形大多修长。晚期明清的应该多施薄釉或不施釉，胎质较粗，多鼓腹，大概是因为器物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需求量大，导致产量巨大的原因。
“韩瓶”在很多文章中的叫法很多，除了“韩瓶”以外，还有“陶瓶”、“瓷瓶”、“釉陶罐”等。“韩瓶”相传是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军队行军打仗时的军用水壶。民国史学家邓之诚著《骨董琐记》卷二“韩瓶”条记载“康熙丁亥，苏城大旱，川泽皆涸。有渔人于阳城湖中，掘得瓷罂数百，小口巨腹，容五升许。……或谓此韩瓶也，韩蕲王（韩世忠）所遗，得者遂珍之”[9]。这是“韩瓶”这一名称最早的确切记载。
光绪《宣城县志》“符里镇……宋建中靖国元年，监宣州酒税左殿直、洛阳柴巽创建真符观……。”宋代有监酒税的机构，那么金属等材质资源有限、成本过高的古代，大量的酒器就只有采用陶瓷产品。
1973冯先铭在《记志书中一批有待调查的瓷窑》（《文物》1973年第5期，45—51）一文中列出了明嘉靖四十一年《宁国府志》、明万历年《宁国府志》中记载的安徽省宣州窑岁贡“酒瓶”、“官瓶”的情况。既说明了明代宣州地区酒业的发达，又证明了岁贡官瓶之数量之巨大。
从辽宋金元明的国内历代考古挖掘情况和大量器物类型学研究的成果中，我们可悉这类束口颈、长深腹式样容器的陶瓷制品，基本皆为酒器的使用功能，从南到北的广大地区均有大量生产。如这种束口瓶在周边江苏浙江等地也大量出土，江苏宜兴筱王古窑址群[10]就大量生产这种瓶子,只是它们和宣州窑的这部分“韩瓶”在胎釉上会微有差别。
图五（图片出自《宜兴窑古代陶瓷标本集》黄兴南编著）
图六 各地出土韩瓶例
墓葬出土资料显示，此类“韩瓶”有大量一起出土，也有单个或几个随葬的，且所陪葬墓一般都是平民墓；同时在河道等水域、城市遗址等地也多见出水出土品，或作汲水时脱落，或为运输、集散时散失，都有可能。
由此可见，“韩瓶”的原型及其使用功能，首先是一种广大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品中的酒、水容器，同时也是经营酒业的官坊或私坊大量采购的、官府订造征用的“岁贡瓶”之类的贮酒具，却并非一种“军壶”性质的军旅专用品。
只是在战争等特殊年代，因其成本低廉、量多，束口、细颈、深腹等器制特点，容量大并便于系绳携带，并可作汲水之用，而常被军旅大量采用，如被韩世忠采用为行军打仗便携水壶，合乎情理。但 “韩瓶”这个因特殊历史原因而衍生的器物称谓显然是片面的。
综上所考，从地理位置的时空对应定位、生产年代的比对，以及类型及其功能考究上，都充分证实宣州区慈溪和西窑冲一带古窑址发现的此类大规模生产的“韩瓶”，正是地方史志等文献中记载的“岁（贡）官瓶”。只是在长远使用过程中，由于特殊背景下，其功能出现衍生异变，以及民间流传及历代不同角度记述中的品名称谓出现错位等历史原因，才导致了后世的认知模糊和概念混肴。
虽然在学界“韩瓶”这种称谓似乎已约定俗成，但并不科学，很大程度上式没了其历史真容和社会功能。（《猛虎 • 文物考古》2019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