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钧的出现和唐钧有密切的关系。钧窑早期还受到汝窑的工艺技术影响，当其自身特色逐步形成后，开始影响包括汝窑在内的周边窑场，并形成规模较大的钧窑系。钧窑刘家门与禹州城内两个钧瓷区之间似有一定的承袭和对应关系。
钧窑所在地今属河南禹州（原禹县），禹州位于河南省中部偏西地区，目前已知的窑址有钧台八卦洞、刘家门、河北地、下白峪、闵庄窑等。钧窑传世品以天蓝、玫瑰紫、海棠红等釉色并刻有数字的陈设类钧瓷为代表。蓝色乳光釉和铜红釉是钧瓷的代表，局部、全部红釉是首次以铜为着色剂。但从考古发掘来看，窑址内出土瓷片中以青釉瓷最多，如青釉瓷在刘家门窑址早期地层出土瓷片中占70%~80%。同时大部分钧瓷窑址还生产白地黑花瓷。钧窑在创烧之初即掌握了覆烧、满釉和厚釉工艺。
宋元时期的文献对于钧窑无明确记载。明代《格古要论》及《格古要论增补版》也没有提到钧窑这个名称。目前，学界认为关于钧窑最早的记录是《宣德鼎彝谱》中所录宣德三年（1428年）圣谕：“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开冶鼓铸。”然而之后，在诸卷详释所选鼎彝名称时，并不见仿钧窑款式的。而《宣德鼎彝谱》中并未明确指出钧窑的时代为宋代，只是说内府藏有钧瓷。明后期的文献多将钧窑列为古窑或名窑，而明后期所指的古窑包含了从宋到元的不少窑口，表明当时人们对钧瓷年代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明代中期以后对钧窑的描述逐渐具体化。清朝前期的文献开始明确将钧窑记为宋窑。
钧窑传世品颇多，且窑址发掘工作也有过多次，窑址的时代从宋代到元明时期，而其周边窑业的情况也逐渐开始清晰起来，这些无疑都是推动钧窑源流研究的因素。
一、钧窑之源
（一）宋初钧瓷的出现当与唐钧有关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钧窑下白峪窑址发现烧造唐钧的窑址后，我国考古界开始认为这“提示了钧窑的早期历史与唐代花瓷有关”，或言宋钧与唐钧有一定的承袭流变关系。
1994年对位于禹州城内古钧台东数百米处的老县衙（现武装部）进行改造，发现大量的花釉注子、花釉钵，黄釉、黄褐釉注子、罐等瓷器标本。
1997年在古钧台东的北大街拓宽改建工程中，于文家拐口两座窑址南侧发现唐黑钧花釉瓷片、唐花釉注子，以及白釉和黄釉注子。此次考古发掘的位置在汝瓷窑区西或南侧。
1998年县衙东部北街小学进行房建，除发现少量的花釉瓷标本外，还发现一内施白釉、外施蓝黑釉的标本。
2003~2005年钧台窑附近的工地不断有完整的黄釉、黑釉、花釉瓷出土。特别是2004年八卦洞制药厂搬迁时，发现大量唐代器物标本，其中花釉器的大盖、青花器标本十分罕见。2004年在八卦洞汝瓷窑区东侧发现唐代黄釉瓷和花瓷，以唐代花瓷执壶较为重要。
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禹县（今禹州）小北峪也发现了唐代窑址，出土了一些黑釉带彩斑的器物。
在禹州市西北约30千米的苌庄曾发现大规模的唐代瓷窑群，在13处窑址中有11处发现唐花釉瓷，以黑釉蓝斑、黑釉月白斑居多。此外，在禹州神垕镇下白峪窑址也发现唐花瓷。
在唐代古钧台的基础上，宋代窑工在钧台附近建窑烧造瓷器，又将禹州西山神垕赵家门窑的唐代黑釉花斑瓷及鲁山段店窑的“鲁山花瓷”工艺技术移植吸收，并继承下来，成功地烧制出铜红窑变釉。
上述情况表明，唐代禹州境内瓷业生产的规模相当可观，特别是苌庄乡的生产规模尤为惊人。从唐代早期至唐末、五代，此处应是北方制瓷中心之一，为钧台窑和白峪窑后来成为宋代的著名钧瓷窑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在禹州西北有大规模的唐花瓷窑址群，下白峪也有唐花瓷窑址，说明禹州城附近有生产唐花瓷的传统。唐花瓷又称唐钧，唐钧和宋钧都是具有相同化学特点和细分散的液滴状分相结构的分相乳光釉，唐钧器上乳光蓝斑是后世蓝钧等分相乳光釉的先导。从大量的实验中，发现唐代花釉瓷的白釉蓝斑、黑釉白斑、蓝釉器与钧瓷蓝釉的主要釉料成分，都是一种当地的土药，或许钧瓷就是在其影响下产生的。
由于禹州城附近不仅有生产唐花瓷的传统和环境，而且在汝瓷窑址区东西两侧还发现唐花瓷，所以钧瓷首先出现在钧台窑汝瓷窑址区绝非偶然。换言之，即汝瓷窑址区出现钧瓷当与唐钧有关，宋钧创烧于北宋早期是有一定基础的。
（二）早期钧窑受汝窑影响
在禹州钧台窑址，钧瓷的烧造最先发现于汝瓷区，此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才逐渐形成钧瓷、汝瓷、天目瓷和白地黑花瓷四个生产区。除了汝瓷区外，在钧瓷区、白地黑花瓷区也发现了汝瓷。这说明钧瓷的出现是以汝瓷产品为滥觞的。
钧窑刘家门窑在北宋末期创烧伊始，就采用了厚釉工艺和满釉支烧的方法，这是对汝窑烧造工艺的学习和模仿。厚釉工艺与素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素烧瓷片在宝丰清凉寺窑址和钧窑刘家门窑址都有大量发现。汝窑首创厚釉工艺。在宝丰清凉寺窑址2000年的发掘中，遗址第三阶段出土瓷片较少，绝大多数是素烧残片；在2012年至2013年的发掘中，在宝丰清凉寺遗址中发现了不早于金代的大量素烧器，占出土瓷片总量的99%，元代地层也有素烧器，且同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钧釉瓷。钧窑刘家门窑在创烧的第一期前段就采用了厚釉工艺，从第一期后段开始，素烧器所占比例均达50%以上，且素烧器逐渐增多。从对汝窑和钧窑的考古发掘来看，钧窑在北宋晚期学习汝窑的素烧厚釉工艺之后，此工艺渐渐成为两窑的主要工艺手段。
汝窑率先使用满釉支烧工艺，宝丰清凉寺汝窑的支烧圈足花口碗、盘口折肩瓶、矮圈足小瓶及部分盏托、盏、套盒等为满釉支烧。而钧窑最早使用这种工艺的时间与汝官窑的烧制期一致，且金元时期一直续用。
钧窑在北宋晚期受到汝窑厚釉工艺和满釉支烧工艺的影响，技术水平稳步提升，为此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钧窑之流
（一）2004年发现禹州城内新辟钧瓷窑址区
《禹州钧台窑》记述，在八卦洞以东T12、T17、T18发现金、元钧瓷。
禹州城内制药厂后院即八卦洞附近，为汝瓷窑址区，2004年在八卦洞东侧发掘，向东靠近钧瓷窑址区（即在汝瓷区和钧瓷区之间）。其中2004年发掘的T0417H1出土元代出戟尊、鼓钉洗、花盆、盆托等陈设用瓷，以及单把洗、高柄碗、碗、盘、钵等民用瓷。2004年发掘的T0501地层第3层为元代层，出土少量钧瓷碗、盘等，无陈设瓷。该层下面叠压4个灰坑，H68和H64分别打破H125和H200。H125和H200出土的白瓷碗底和外侧墨书：“正隆元年（1156年）三月初五日”，H68出土钧瓷盆、钧瓷盘、钧瓷洗等，H64出土钧瓷碗，两灰坑所出钧瓷的年代晚于1156年。地层3层之下4层、5层为宋代层，未见钧瓷器。
上述情况表明，禹州城内原钧瓷窑址区最晚的第三期，即北宋晚期（或言兴盛之时在徽宗时期）之后，钧瓷生产遂告停顿，在金代1156年之后才恢复生产。2004年T0501元代层发现钧瓷很少，说明金代1156年之后至元初，尚属于钧瓷生产恢复期，到以2004年发掘的T0417所代表的时期（元代）才发展起来。2004年发掘区介于汝瓷窑址区与钧瓷窑址区之间，T0501第3层（元代层）之下4层、5层（宋代层）未见钧瓷器，说明在金代1156年之后在原钧瓷窑址区之西另辟新的钧瓷生产区。钧瓷新生产区在元代除继续生产与原钧瓷窑址相同的陈设瓷外，也生产民用瓷，这是较宋代钧瓷窑址区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二）刘家门与禹州城钧瓷区的关系
据发掘者研究，刘家门一期前段出土瓷片（北宋末期）以青瓷为主，占57%（又说早期地层中占70%～80%），钧釉已出现，但很少，只占13%。青釉瓷釉透明度很高，玻璃质感强，通体开片，釉色较橄榄绿而浅，似翠绿而深，与今天所称钧瓷天蓝釉相差甚远。钧釉瓷釉层薄，釉的流动性不强，器体釉层稍薄处呈淡淡的红色，带红色的极少，少数器上红彩几乎布满器表，红色较淡，器形以日用器为主。上述情况表明，刘家门一期前段青釉器不是目前公认的钧釉天蓝或天青色瓷器，钧釉器的特征具有较强的早期钧釉器特征。特别是其与钧台窑第三期（北宋晚期）钧釉瓷相比较，钧台窑第三期以生产钧釉陈设瓷为主，造型讲究，窑变美妙，釉色丰富，蚯蚓走泥纹、刻汉文数字等钧瓷特征明显，刘家门第一期前段钧瓷在上述方面较钧台窑一期前差较远，无典型钧釉瓷，故不能说刘家门前段钧瓷的生产表现出高水平工艺。其次，钧台窑以生产陈设瓷为主，具有“官窑”性质，刘家门一期前段以生产民用瓷为主，性质为民窑，两者似有“官窑”和民窑之别，在生产钧瓷的种类上也有明显分工。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刘家门一期前段始烧钧釉瓷，可能是在承袭钧台窑三期钧瓷烧制水平的基础上的习作，所以既不能说刘家门一期前段创烧钧釉瓷，也不能说其在创烧之始就呈现出高水平。
其次，从上面介绍的2004年禹州城内新发现的钧瓷区来看，刘家门钧窑区一期后段为金代前期（1127~1160年），此时生产衰落，钧瓷较少（4.5%），时代与禹州城内新发现钧瓷区T0501元代层（3层）下压的H125、H200（有1156年纪年）大体相当。H125、H200未出土钧瓷，说明此时钧瓷处于停烧阶段。刘家门钧瓷区二期为金代后期（1164~1234年），瓷业生产恢复发展，但钧瓷仍很少（3%），其时代大体与禹州城内新发现的钧窑区内打破H125、H200的H64、H68大体相当，H64、H68出土一定数量的钧瓷，说明在刘家门钧瓷区恢复发展之时，禹州城内也恢复了生产钧瓷。刘家门钧瓷区三期属于蒙古至元朝时期，这个阶段禹州城内新发现的钧窑区T0501第3层（元代层）虽然发现钧瓷较少，但T0417却出土数量较多的陈设瓷及部分民用瓷。综上所述，刘家门钧瓷区从北宋末至元代是连续生产的，禹州城内钧瓷窑址区在北宋末之后停烧。大约在1156年后金代后期，禹州城内2004年新发现钧瓷区恢复生产，到元代才发展起来，其恢复和发展脉络与刘家门钧瓷区一期后段、二期和三期大体对应，基本同步。由此可见，北宋末之后禹州地区的钧瓷生产以刘家门一带为主，其于金代后期对禹州城内钧瓷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影响，促使禹州城除生产传统的陈设瓷外也生产民用瓷。
明代文献记载明代钧窑仍有大规模的瓷器生产活动。考古发现证明，元代后期神垕西南的窑区（包括刘家门在内）基本停止生产，而禹州城2004年出土物则表明钧窑明代初年仍有烧造，也就是说禹州城内生产钧瓷的历史下限晚于刘家门。
上述情况表明，刘家门和禹州城内两个钧瓷区之间是有一定的承袭、相互影响和对应关系的，故应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应将两者截然分开。否则，刘家门钧瓷区一开始烧钧瓷就呈现出较高水平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金代后期至元代禹州城内钧瓷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原因也难以解释。
（三）汝州范围内的钧瓷生产
汝州范围内的窑址从北宋时期已经开始少量生产钧瓷，金、元时期钧瓷成为主要产品。汝州北乡大峪镇窑址，可见到一类釉质与釉色介于汝瓷、钧瓷之间的青釉瓷器，器形以鸡心碗、罗汉碗、直口盘、折沿盘等较多见。这类带有某些过渡色彩的“汝钧”制品，其时代或早至北宋晚期。
汝州在金元时期烧造钧瓷。在对宝丰清凉寺进行第二、第三次发掘时，其中的第五期遗存时代为元代，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钧釉器。汝州的清凉寺、段店窑，今汝州市南乡的严和店、蜈蚣山、寺沟、桃木沟、唐沟、缸窑以及北乡的东沟、班庄、黄窑、棉花窑等窑场，金、元时期都在烧造钧瓷。在宝丰清凉寺窑2012年至2013年的发掘中，其元代地层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钧釉瓷。
钧窑在唐钧的基础上，受到汝窑工艺技术的影响，有一个阶段可能作为民汝窑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经历了“亦汝亦钧”的演变过程，并最终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品种，进而影响包括汝窑在内的周边窑址持续生产钧窑类型产品。随着生产范围不断的扩大形成钧窑系，并持续生产至金元，甚至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