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后周王朝的大将军赵匡胤在黄河岸边发动陈桥兵变，开创了长达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时代，并以汴京为国都。平缓坦荡的中原大地，既没有山河之固，也没有天险可守，诸多的不利因素，使得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曾萌生过追寻汉唐盛世，迁都长安抑或洛阳的想法。然而一班大臣和亲王辩论的结果，终因汴京得运河槽运之利，通往江南之便而放弃了这一念头。行伍出身的赵匡胤深知无险可守卫的汴京要保有社稷，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禁卫军的道理。于是乎打开国库，以巨额资财和国力，"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数十万禁军连同眷属驻于京畿，使得宋代京城人口达到创纪录的一百六十万。汴京成了那一时期世界著名的大都会。
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文化异常发达，伴随着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大规模介入，北宋京城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城市革命”——隋唐时代政商严格分离的封闭式的“里仿制”，为政商不分、政商相融的敞开式的街巷制所取代。商业区已不受“里”、“仿”之限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居民住宅与商业店铺交互错杂，甚至在皇宫外政府机关集中的“御街”，也是一个热闹的商业中心，幌子招展，叫卖声声，茶坊饭庄比比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宋人的生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而这变化对建筑、陶瓷、文房用品、印刷、酿造、纺织等手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就陶瓷而言，首先是要满足宫廷的需要，其次是供给一些达官贵人，再其次是民间生活用瓷。据宋人笔记：饭店用青瓷，白瓷作饮食担子，饮茶斗茶用黑瓷的社会习尚……
宋代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意见和争论较多的时期。以青瓷为例，《中国陶瓷史》称“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同时或稍晚仿烧耀窑青瓷的有河南境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村窑和广西的永福窑等，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面貌、风格有别的北方青瓷窑系”。 浙江龙泉窑是“越窑”系统青瓷。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时，今浙江东部宁绍地区就已形成了一个以绍兴、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青瓷体系。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浙江地区制瓷业中质量最好的是越窑，唐越窑更上一层楼，余姚瓷以釉取胜。五代、北宋初期又以余姚为中心，再度形成了一个烧制所谓秘色瓷的体系。
在宋人的文献中提到：“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另外在吴越国王的贡品资料中也提到用秘色瓷贡奉宋室。近二十多年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八座。出土了一批质量很高的青瓷，这批青瓷无疑是秘色瓷，是越瓷中的精品。这批瓷器，质地细腻，多数呈浅灰或灰色，胎壁较薄，表面光滑。口沿细薄，转折处分界显明，给人以轻巧之感。胎外通体施釉，薄而均匀。在唐末五工初黄釉仍占一定比例，以后以青釉为主，胎釉结合紧密。
宋代越窑青瓷是延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越窑造型丰富多彩。东晋的造型偏重实用，而南朝则挺拔修长。众多六朝青瓷以日常用品为主流，罐、壶、碗、盂、盒、洗、水注、钵、砚、熏、炉、尊、灯、虎子、瓶、盏等是常见器形。还有的青瓷器皿取动物形象作为造型的局部或整体，优雅别致，妙趣横生。
宋瓷的精美细致、如冰似玉、釉若凝脂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为何宋代之后的历代瓷器的发展都没有超过宋代的原因。可悲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个“巅峰”延续下去，中国瓷器最终没有很大的创新，没有走向建筑艺术，更没有向更广泛的领域发展，而是让它慢慢衰落了。因为中国古代的陶瓷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封建社会的烙印。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而我们怎样把宋瓷怎样用于现代陶瓷文化的发展，怎样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也是我们要细细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