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南宋官窑米黄釉直颈瓶”系2015年伦敦苏富比春拍0032号拍品（高21.5公分），成交价高达108.5万英镑，折合人民币1千多万。对于该瓶的品质，毋庸置疑，造型优雅，黄釉冰裂天成，无疑是一件佳器，但将之定性为“南宋官窑”笔者认为有待商榷，这类直颈瓶于龙泉窑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南宋官窑中却寥寥，很是少见。
杭州发现的两处南宋官窑遗址，无论老虎洞修内司官窑还是乌龟山郊坛下官窑，均未发现过完全一致的直颈瓶造型残片，最为接近的一例是老虎洞官窑遗址出土的穿带瓶残器（高24.2公分，见下图）。两相对比，区别很明显，老虎洞瓶口部微撇，圆唇，束颈，颈部较粗，圈足较高且外撇，足壁开有椭圆形穿带孔。
另有一例稍为接近的造型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官窑青釉弦纹瓶”（高33.6公分，见下图），该瓶式样仿汉代铜器，洗口，长颈，圆腹，高圈足，足壁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供穿带，颈至腹部凸起7道弦纹。造型古朴典雅，厚釉在浓黑铁骨的映衬下显得凝厚深沉，釉面片纹疏朗大气，加之尺寸，整器硕大雄浑，有铮铮之质。此器是宋代官窑瓷器的代表作，与苏富比米黄釉直颈瓶之风格气质绝不相类。
这两例南宋官窑穿带瓶造型古朴典雅，厚釉在浓黑铁骨的映衬下显得凝厚深沉，有铮铮之质，加之尺寸较大，整器硕大雄浑，与苏富比米黄釉直颈瓶之风格气质绝不相类。
反观南宋龙泉窑，直颈瓶系经典造型之一，传世器良多，大窑一带窑址也找到过不少可资参照的残器，白胎、黑胎兼具。知名度较高的例子如四川遂宁窖藏，韩国新安沉船都有龙泉窑直颈瓶，均可作断代之标准器。经过比对多例龙泉窑直颈瓶发现，其造型还可据口颈部分之小异一分为二：直口式和撇口式。直口式，直口平唇，口沿下凸起一周弦纹，此式直颈瓶圈足较高，足壁两侧开一对长方形穿孔，见下图。
南宋龙泉窑黑胎穿带直颈瓶 高19.8cm
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穿带直颈瓶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南宋龙泉窑长颈瓶 高22.8厘米
撇口式有两种，一种颈部较直且长，“南宋官窑米黄釉直颈瓶”无疑属这一类造型，见下图。
四川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青釉直颈瓶
韩国新安沉船龙泉窑直颈瓶
另一种颈部稍短，略呈束颈式，或称长颈胆式瓶更为相宜。此式造型与上述老虎洞官窑遗址出土的穿带瓶极为相似，但足部无穿带孔，见下图。
宋龙泉窑黑胎长颈胆式瓶 高14.5厘米 窑址采集
南宋龙泉窑长颈瓶残器标本 窑址采集
南宋龙泉窑黄釉长颈胆式瓶 高14.5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南宋龙泉窑长颈胆式瓶 高21.3厘米
撇口式直颈瓶未见有圈足穿孔者，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各式龙泉窑直颈瓶造型细节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风格与南官器迥然有别。
由表及里，龙泉窑与南宋官窑在胎质上更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南官的胎质，普遍颗粒较粗，色泽纯黑，质地疏松，究其根本，系胎土原料耐高温，难达瓷化点之故。相比之下，龙泉窑的胎土，达到瓷化的温度相对要低，胎质坚硬细密，瓷化程度较高，加之原料调配得当，胎釉结合较紧密。笔者认为，这种区别是由两者的不同用途所决定的。
对于南宋官窑的设立意图，业界一直存在祭器还是燕器的争论，撇开文献上的片言只语，仅以器物本身而言，南官胎质瓷化程度低，吸水率相对高，且釉面容易开片，无疑是不适合用作生活实用器的。南宋官窑博物馆里展出的残器，多数尺寸硕大，釉色深沉，有些造型仿古，颇有铜器风范，看起来也不像是日常生活器。这种风格与北宋汝窑也是存在一定区别的，汝窑的香灰胎实际上呈色比较淡，白中带灰而已，至于釉色，天青天蓝都是明朗而柔和的。那么南官的审美取向说明什么？宋室南渡，礼崩器毁，统治者无奈以大量瓷器代替铜器作为祭祀用器，这是南官设立的主要目的，采用耐高温的瓷土作为胎料即是为了获得仿铜器的效果，并非杭州城找不到能烧制白胎或更易瓷化的原料。
相反地，龙泉窑青瓷的胎质缜密坚硬，瓷化程度高，釉面光洁不开片，质佳者莹净无瑕，就实用性而言无疑要优于南官。杭州城出土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数量很大，除了一般的城市生活遗址，还包括德寿宫、太庙等重要皇城建筑遗址，尤其有些带有和宫廷相关的刻款，还有支钉残片等，充分说明南宋朝廷在大量使用龙泉窑产品。这些瓷器有白胎也有黑胎，妙者与官窑争艳。龙泉窑的胎土含铁量较高，南宋之前的胎质多呈灰白，而此时的胎质特别洁白细腻，几乎达到高岭土的效果，这说明当时的窑工在胎料配方上下了相当功夫，胎土经过多道淘洗程序。技术改进的动力很可能与宫廷的需求休戚相关，南宋龙泉窑或承接朝廷订单，或通过土贡等方式源源不断向宫廷输送瓷器，或也正因为存在官方用瓷背景，南宋龙泉窑与官窑存在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或曰仿官，或直接被误为官器。
再说米黄釉，米色这一名称的来源诚如康蕊君先生为此件苏富比直颈瓶所作《莹润绝色赛黄玉》一文中所指出的，系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鉴藏家米内山庸夫所创，“意指带壳稻米之金黄”，也即成熟的稻谷澄黄之色。这跟古文献中的“炒米色”是有区别的，炒米色是指白而微黄的釉色，主要指“传世哥窑器”中的一类釉色。事实上，从大量的窑址标本中可以看到，米黄釉龙泉的呈色也是浓淡不一的，或黄中带褐，或黄中闪青，或黄中泛灰，很难一以概之，所以笔者认为，不如以黄釉直截了当地称谓这类龙泉青瓷。
那么黄釉龙泉是如何形成的？要知道青瓷的烧成分氧化、还原、冷却三个阶段，铁元素是青釉的主要着色剂，在不同的烧成气氛中会呈现青黄不同的颜色，在氧化气氛中铁处于高价状态，呈黄赤色，在还原气氛中，铁处于低价状态，呈青色，所以青瓷的烧成过程也即由黄赤到纯青的变化。青釉最终的呈色不仅基于釉料配方，更取决于窑温、窑位及烧成气氛。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变”，即使同出一窑的青瓷，色泽也是各有差异。黄釉通常由于窑位靠后，影响到过火面，温度偏低而造成，相应地，黄釉青瓷的胎色往往偏灰，偏黄，或呈砖色状。严格来说，黄釉青瓷是非正烧的次品，与古瓷尚青的传统是相悖的。
以上图片为宋龙泉窑各式黄釉瓷器
另外，也有日本学者认为米色官窑青瓷是由于南北方的窑构造有别，胎土以及釉料的种种差异等原因而产生的，是一类从北宋到南宋技术变迁时期的重要作品（日本常盘山文库研究员佐藤萨莱：《日本所藏的米色釉青瓷官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2006年南京年会暨青瓷学术研讨会。）。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黄釉青瓷一直存在，正如前述黄釉烧成气氛为氧化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温到还原焰则转化为青色，青釉色泽之青与黄没有分明的界线，黄釉现象可说是任何青瓷窑口都普遍存在的，早期青瓷包括唐宋越窑、耀州窑以及龙泉窑等青瓷窑口所烧的产品其基本色调都是青中带黄的，“秘色瓷”之可贵即在于“碧”，较为纯净的青碧之色。所以南宋官窑遗址出现黄釉残片司空见惯，关键是传世南官器中几乎找不出黄釉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黄釉并非正烧合格产品。
从窑址的情况来看，龙泉窑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确实出现较多的黄釉产品，这一方面可能与当时扩大生产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烧制技术的局限，窑工对于烧成气氛的掌控技术没有完全成熟。与南宋官窑不同的是，龙泉窑传世器中一直不乏黄釉产品，且有一类高质量的黄釉产品，釉面莹润，色如蜜蜡，开片似冰裂，如本文所述之苏富比米黄釉直颈瓶即是一例。但开片和黄釉都是不符合宋人审美标准的，宋人对龙泉的看法是“凡绿豆色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页176~177，中华书局，1997年12月）；“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宋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第十，页一七一，中华书局，1996年）”。宋人文献中根本找不到对黄釉龙泉的肯定，一直到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还说:“古龙泉窑青器,土脉细且薄,翠青色者贵”。而所谓莹净无瑕则需胎釉结合紧密，在烧制过程中胎釉膨胀系数一致，换而言之，开片容易不开片难，冰裂与光洁无纹的釉面孰高孰下不言而喻。事实上，以开片为美始于明代，认为宋瓷以开片为美则是一个误区。黄釉青瓷与其说有意为之更不如说是退而求其次，虽有色胜黄玉，最多只能是供御捡退而卖出之器。
由于历史上古董商有意无意的误认，当今拍卖行出于商业目的需要，一件器物不论其真正来由与美丑，总喜欢往官窑上靠。宋龙泉在国际大拍上被当成南宋官窑器来拍近年来屡见不鲜，除了这件苏富比米黄釉直颈瓶，还有如香港苏富比2008年春拍的“南宋官窑玉津园款粉青釉纸槌瓶（LOT:2601）”、中国嘉德2013年秋拍的“13世纪官窑鬲式炉（LOT:5190）”等等都存在争议。此件直颈瓶来源为日本茧山龙泉堂，在日本参加过多次展览，被多部图录所著录，但追根究底，这是从中国流失出去的，若当时古董商一念之差，将龙泉认作官窑，如今则是否有正本清源的必要？事实上，当时的器物断代没有考古依据，有很大的主观臆断因素，而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证明早期的很多认识是有偏差的。
更值得思考的是，诸如为此件黄釉直颈瓶而作的《莹润绝色赛黄玉》一文，引用的观点全采纳自外国学者，援引的参照器例子也多用国外博物馆和收藏家的藏品，此种现象在国际大拍上几成惯例。自己的东西，自己却没有话语权，我们是不是应该警醒反思？我们国内的藏家应该加强对古物的研究，有认识，有理解，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才不会人云亦云，被牵着鼻子走，要扭转这种局势，无疑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