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获轻工业部首次陶瓷评奖大会一等奖。陶瓷论著有：《造型基础》、《陶瓷铁绣花》、《中国陶瓷发展简史》、《我国传统陶瓷艺术风格》。国画作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竹》、《梅》等。曾任中国轻工业学会理事、中国陶瓷美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理事、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主任、教授。
1945年曾首次参加四川大足石刻考察团,生前被聘为大足石刻学会顾问。
有一次唐山陶瓷公司请侨居美国归来的梅健鹰教授报告美国陶瓷市场情况。他对美国市场的日用瓷、陈设瓷、艺术瓷、建筑卫生瓷、以及古陶瓷市场的现状,都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他在美国看到了几十个国家的陶瓷展室,唯独没有我国的陶瓷展室,对此十分感慨。他说,各国陶瓷产品都在美国市场上进行着激烈的竟争。我们应该有信心搞上去。他在报告后还给大家放映了幻灯。他的报告给唐山陶瓷美术设计人员以很大启发。
王逊（1916.7—1969.30），山东莱阳人。美术史家。1933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9年在昆明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中国哲学研究生。 曾任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讲师，敦煌艺术研究所设计委员，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系主任，兼《美术》杂志执行编委、清华大学教授。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美术史》。王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史家，著有《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等。他撰写的讲义《中国美术史》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重要文献。而2006年5月出版的《王逊学术文集》既是对王逊先生学术文章的一次成规模的整理，也是对先人在天之灵的一次告慰。
王逊曾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讲授文史与哲学的课程，虽然这时候并没有接触到美术史教学与研究的内容，但他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修养和研究方法上所经历的严格训练，已经为以后的美术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林徽因曾评价王逊先生是位出色的哲学家、美术史家、又是历代工艺美术鉴赏、评论家，足见其博学深厚的研究功底。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的工艺美术家常沙娜在提到王逊对中国美术中上的贡献时说：王逊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突出了中国美术史形成的源流始于工艺美术。王逊论说中国美术史从原始社会到战国时期，从古代的石器、玉器、陶器，直至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等器皿上的造型与纹饰说起，直到汉代墓室画、画像石、雕刻及画像砖、漆画等，产生了反映当时神话故事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故事等所形成的绘画、雕刻艺术以及魏晋后佛教艺术石窟壁画的兴起等，所造就的中国历史的美术史。而著名建筑学家、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吴良镛曾在《王逊学术文集》的序言中深切怀念了他与王逊先生在清华工艺美术小组中共同参与国徽设计、文物馆的创办、景泰蓝设计，振兴工艺美术的活动。
而王逊先生的遭遇更是让人扼腕叹息，“反右”与“文革”的迫害让本已深患重疾的他不堪重负。在调入中央美院任教后不久，美院重新筹办美术史系，他担任了筹委会主任，在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压力下，他仍一直坚持着编写教材的工作。那时候，他住在美院食堂附近狭长的平房里，生活十分简朴，虽然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但仍坚持学术研究，而且异常勤奋。1957年，在王逊先生亲自主持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教育的发端，同时，它也标志着具有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研究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1963年，永乐宫壁画摹本在日本展出之前，王逊先生还承担了辨识三清殿所绘二百八十六众天神、地祗这一复杂的细致的工作，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的重要的参考。
《王逊学术文集》是迄今为止对王逊先生所有学术著作的一次集中整理出版，这本书对于中国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研究弥足珍贵。
莫宗江(1916-1999年)，广东新会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副主任著名建筑历史学家。营造学社成员，建筑史学家，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协助林徽因让景泰蓝工艺重获新生的艺术家、是建筑学大宗师梁思成先生的主要助手。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教授。是著名古建大师梁思成的弟子。1931-1946年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先后为绘图员研究生、副研究员。1946－1999年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副教授。
1932－1942年营造学社自北京－四川辗转190县市，先后实地考察测绘古代建筑遗构约2738处，莫宗江参加考察了其中的123个县市约2000个遗址、遗构。在此期间，他以长篇研究论文《宜宾旧州白塔宋墓》(刊载于1944年10月《营造学社汇刊》七卷期)《山西榆次永寿寺雨华宫》(刊载于1946年10月《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期)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协助梁思成先生撰写《中国建筑史》《APictori 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图象中国建筑史)，绘制了这两部著作的大部分建筑图，此外，他代表中国营造学社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蜀王建墓考察工作，完成了大部分的建筑雕塑测绘图和王建墓雕塑艺术的长篇论文，当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可惜由于战乱，论文手稿遗失。
新中国成立之初莫宗江先生积极参与共和国国微的设计，是国徽设计小组的主要成员。1951年，莫宗江先生参加文化部文物局“雁北文物勘察团”，完成学术论文《应县朔县及晋祠古代建筑》。
1949—1966年，从事清华大学建筑史教学之余，专力研究中国城市建设史和园林艺术并协助林徽因从事景泰蓝的艺术创新。遗憾的是这份论文手稿在“文革”中散失，仅在他指导的研究生张锦秋所做毕业论文《颐和园后山西区的园林原状造景经验及利用改造问题》中可管窥他在这一领域的造诣。
“文革”结束后，莫宗江得以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他重新考察了一些重要的古建筑遗构，如滦源阁院寺福州华林寺等，于1979年完成论文《滦源阁院寺文殊殿》(建筑史论文集第2辑)，所指导学生的论文《福州华林寺大殿》(杨秉纶、王贵祥钟晓青等合撰)刊载于《建筑史论文集》第9辑。
20世纪80年代起，莫宗江先生担任《中国美术全集》建筑卷的学术顾问。
1987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主要成员为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
1989年，与老朋友陈明达先生合撰《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在美术史论界引起轰动。
1999年11月，在病痛中仍奋力校阅老友陈明达先生的遗稿《营造法式研究札记》。
今天关于莫宗江的介绍，只剩下3句话：他是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是协助林徽因让景泰蓝工艺重获新生的艺术家、他是建筑学大宗师梁思成先生的主要助手”。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殷力欣认为，莫宗江长期作为一个“助手”的形象出现，或许因为其一生只留下寥寥几篇论文。但如果不是他丢失了3部书稿，本不应该这么“沉默”。
在殷力欣看来，完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颐和园》，原本可作为一部集图片、测绘图稿和研究论文于一身的古典园林专著，与著名建筑史学家陈明达所编著《应县木塔》相辉映，成为建筑界和文物界的双璧。只是，《应县木塔》赶在1966年“文革”爆发的前夜正式出版了，而莫宗江的《颐和园》以及几十册教案，却在后来的劫难中全部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