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的国庆节，刚刚制成的建国瓷在国宴上得到了使用。最精美的七千套被中南海怀仁堂选用，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其余的分别在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以及崇文门的新侨饭店里用于宴请宾客。
195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梅健鹰和张守智提出建议，将国宴瓷的西式餐具和中式餐具合并成一套，以缩减空间。中式餐具中的冷盘还可以作为西式餐具中的餐位盘。他们的建议得到了采纳，饭店也很快地照做了。在建国十年庆典的时候，五千宾客在新完工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款待。
1953年10月1日的英文期刊《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宣称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得到了复兴。文章并没有提及作为该事件诱因的建国瓷，而是聚焦于1953年10月开始的对15 世纪明代瓷器的仿制生产。文章报道称，景德镇高质量瓷器的年产量已经攀升至两千万公斤，据估计其数量达一亿四千万件。虽未言明专家们的最初任务，但文章说到，“专家们被派往景德镇，与工匠们一起讨论如何在质量上和图案上对瓷器进行改进，以及如何吸收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精髓。陶瓷艺术家们引进了两千多种新的图案，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色地反应出新中国的勃勃生机。”
1954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评论说：“景德镇青年一代的陶瓷艺术人员,在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下，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提高了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发扬了我国陶瓷艺术的优良传统，积极创作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作品。
为了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周恩来总理指示，从建国瓷中精选部分赴国外展出。景德镇瓷器在1953年先后在苏联、保加利亚、瑞典、德意志(莱比锡)、蒙古等国展出；1954年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罗马尼亚、印度、缅甸、叙利亚等十四个国家展出；1955年在蒙古、朝鲜、瑞士、英国、法国展出。
建国纪念瓷自1953年到1955年期间，先后在三十多个国家展出。缅甸总理吴努在参观展览后写给驻缅大使姚仲明的信中称赞：“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构成展览会中最出色的、独一无二的效果的一些瓷器。我认为：它们式样的精巧和色彩的调和是无与伦比的。”
景德镇一些名家的作品被外国印成精美的画面广泛发现。可见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是多么强烈。
出国展览瓷在53年建国瓷之后，国家组织开始了新工艺新产品的创新，其中有影响的就是出国展览瓷和国庆10年献礼瓷。53-59年，国家外交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设，中国和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制瓷行业进行了多方位的互补合作。
开国纪念瓷的意义在于: 景德镇以后每逢重大纪念日，景德镇几乎是每年都组织生产纪念瓷。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瓷，就是重要的纪念瓷。其中日用器居多，包括釉下、釉上、青花斗彩、釉下五彩、颜色釉、瓷雕、瓷塑等等。
继“建国瓷”的烧制以后，景德镇还相继制作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专用瓷，以及其他各种政府专用瓷，如国徽瓷。这些日用瓷的制作选料优良，加工精细，代表了中国当时的最高制瓷水平和设计水准。与“建国瓷”一样，政府专用瓷的产量虽不大，也未在普通百姓中使用，但整个创作过程及成果对以后的设计人员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参与建国瓷制作的陶艺家，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都是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王大凡、刘雨岑及其“珠山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才辈出。
建国瓷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莫宗江、沈从文、李宗津、林徽因、张汀、郑振铎、陈大章等宗师级的人物亲指导把关。
在这一时期，新中国国家用瓷纹饰创新抛弃了几百年来皇家宫廷陶瓷繁褥精工的装饰风格，融合新中国国画全新艺术元素，而开创了简约，自然，清香，活泼的全新官窑风格！自然的花花草草开始登上国家政治外交大舞台，如果不是贯彻主席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如果不是表达社会主义事业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寓意。如果没有让宫廷文人的艺术彻底走向人民百姓的创新思想，如此多的野花野草是不可能载于中国陶瓷乃至世界陶瓷史。
建国时期国家用瓷的制作,是以继承传统为主导，但却与传统官窑风格、装饰手法不一样。祝大年、郑可、高庄、梅建鹰诸先生在整个“建国瓷”的创作活动中，从现代艺术及设计的视角，去理解、整理传统艺术，赋予陶瓷艺术一种人文色彩，即将他们所追求的人文理想、艺术理想与现代设计艺术结合起来。他们将自己对广义的美学思想的理解，及各种工艺美术和外国艺术中有益的成份，融进了建国瓷的设计、创作中。如民间艺术简约质朴的自然主义风格以及实用理性在建国瓷的设计制作中得到宏扬、实践。他们的艺术主张在教学与实践中延伸，对形成具有新中国特色的早期景德镇现代陶瓷工艺美术发展起了决定作用，也深刻影响了现代陶瓷艺术教育的发展。
这是建国后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制瓷技艺。景德镇传统的陶瓷制作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建国瓷的制作是我国制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派出的重量级艺术家与工匠艺人的合作。由于北京重量级艺术大家们的参与，建国瓷在艺术风格上摆脱了传统宫廷陶瓷繁缛的装饰风格，修正了世俗乃至主流艺术形态中对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陶瓷宫廷审美风格的偏爱。艺术家的美学思想与材料工艺、工匠的表现技巧得以互融，使得“建国瓷”及随后的出国展览用瓷，成为我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新的高度。可以说创新的时代特征促进景德镇传统陶瓷工艺技术的恢复与发展。
建国瓷不仅能准确、清晰地表达出新时代作品所传载的意境和情韵，更能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文化、经济、人文环境等多方面折射出他们创作这些优秀作品时，所付出的独特情感。设计者、制作者、评鉴者从作品用途的选定——从器型的选择——题材的确定——精心的绘制——匠心的设色等，不只反映与代表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美学思想、政治思想完美结合到建国瓷的创制中去。
今天当我们回首这时间虽不太遥远，却为许多人所不知的历时两年的创作活动时，它的意义并不仅在“建国瓷”自身。它创造新的时代风貌促进传统陶瓷工艺美术。继承与发扬景德镇陶瓷艺术，不仅成为“建国瓷”设计中的主导思想，也对我国陶瓷创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是中共建国后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制瓷技艺。它将近将景德镇千年历史的陶瓷制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建国瓷无论是从艺术设计上、还是从工艺制作上，仍是一个未能被逾越的高峰。
由于整个建国初期国家用瓷的创作、组织、及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进行系统的、及时的总结，甚至被人遗忘。之后，现代陶瓷的制作未再出现如此辉煌成就。
事实上，建国瓷的工艺水平、独特的政治色彩，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目前收藏界公认建国瓷及整个红色官窑的艺术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如当年由轻工部陶研所出品的7501毛泽东用瓷，因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少，在国内外市场上备受推崇。